中国在过去20年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毋庸质疑，改革是成功，如果我们把成功者划归为第一代改革者，那第二代改革者会同样成功吗？在大连夏季达沃斯期间同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何帆深入探讨。

主持人：第二代和第一代能有多大的不同呢？

　第二代改革的议题也和第一代改革不同。第一代改革主要需要做的是框架构建，其中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价格体系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最重要的，这些改革较少有争议，而且效果非常明显。第二代改革要繁琐得多。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把第一代改革称为“批发型改革”，第二代改革称为“零售型改革”。想象一下，在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停滞的危险的时候，邓小平需要做的就是到深圳等地“南巡”，把静止的皮球踢动，然后这个球就会自己欢快跳跃前进。第二代改革的任务比“踢球”复杂多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研究开发、收入差距……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务。但是，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成绩是很难看出来的，而稍微有所松懈，出现的问题却是灾难性的。

　第二代改革要完成的使命更加重要。这些改革将为中国的未来增长创造扎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在今天抓紧这些改革，那么中国将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举例来说，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很多在出口企业工作的打工妹，都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在印度，农村妇女的识字率却大约只有40%。然而，这种人力资本的优势是我们过去重视基础教育的结果。第一代改革对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实是间接的，因为增长率提高未必意味着就业机会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高污染带来的高增长反而会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恶化。相反，第二代改革的目标是直接为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为环境的可持续性投资，能够切实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

主持人： 您的观点中，第二代改革所能赢得的社会支持却明显不如第一代改革，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讲述你的理由。

何帆：　有的改革，成本会过分集中，但收益却相当分散，贸易自由化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进口更多的农产品，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不仅土地资源稀缺，而且水资源更加稀缺，进口农产品，等于进口了土地和水资源。但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却会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支农”，在贸易政策上“伤农”，最后农民的净福利可能会下降。当改革的受损者是弱势群体时，这样的政策格外不得人心。这种情况下，对受损者进行直接补贴是最优的，可是这在政治上却是最困难的。说到农民的处境困难，人人都会同情，但是要额外征税补贴农民，你试试看？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比如，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马上会影响到当地的GDP和就业，地方政府首先就不愿意，当地的居民可能也会有意见。可是，环境保护是惠及子孙的政策，而对环境的破坏有时候是不可恢复的。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也有同样的问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培训，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其影响是深远的。对非熟练劳动力是否和如何培训，会影响到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到这两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形式，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被远远拉在熟练劳动力的后面，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缺乏工会将其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表达其利益的渠道，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动荡，到那时，一根小小的火柴都可以点燃社会不满的烈焰。

主持人：具体说来，可以指名道姓吗？

何帆：　很简单，有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特定利益集团紧密联系,第二代改革比第一代改革更依赖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团结。然而，政府部门的利益出现分化和硬化，各个部门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和协调。主管部门和所管理的行业间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于是，政府就会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虏”。建设部可能会更同情房地产商，卫生部可能会更反对医药改革。

　有时候，政府部门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过多的管制带来了寻租的机会。寻租就是有意制造稀缺。山西公路上繁忙而“超载”的货车是一个壮观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货车呢？因为铁路的投资不足。为什么铁路的投资不足呢？因为铁道部不仅负责对铁路的监管，而且它直接决定对铁路的投资和运营。铁路投资不足使得货运紧张，但是铁路工作人员却从中获得了寻租机会。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能说不果断。1998年的机构改革将40个部级单位缩减到29个，政府雇员缩减了50%，但是，规模的缩减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不正确的。重要的是对政府部门职能的重新设计和修正。

主持人：　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九十里，可能刚刚走完五十里。忘记曾经有过的成绩，警惕仍然熟悉的“经验”，从头开始吧。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