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20年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毋庸质疑，改革是成功，如果我们把成功者划归为第一代改革者，那第二代改革者会同样成功吗？在大连夏季达沃斯期间同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何帆深入探讨。

主持人：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成功？第一代改革者他们有经验可以总结吗？

何帆：　先说一个名词：新古典经济学家给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价格自由化、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等。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那么中国就像一个从来不做作业的学生，但每次考试时都比别的学生考得好。那些听话的学生，比如俄罗斯、拉美的一些国家，增长绩效远远不如中国，甚至还经历了严重的倒退。

　更让经济学家迷惑的是，中国的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中国的改革根本就没有清晰的战略和方案，完全是“混出来”的。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试验”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比如对外开放是从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当时深圳无非是紧靠香港的小渔村。政府的想法是，如果成功就推广，如果失败，就是关掉也无大碍。这种“试错法”可以将改革的政治风险最小化，而且可以“从干中学”，慢慢摸索。但是，“试错法”也有局限；只有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我们才可以从容试验。而在开放的条件下，国际规则及日益密切的国际贸易金融联系，可能使我们根本无法再“试验”。

主持人：除了“试验”，我们和国际社会都在为中国总结，真的再没有经验了吗？

何帆：　中国改革成功的另一个经验是：高速增长有助于改革成功。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出现了新增的财富，这部分新增财富可以逐渐稀释掉过去遗留的历史包袱。所以，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我喜欢的一个比喻是《生死时速》。这是好莱坞的一部大，电影中有个恐怖分子将炸弹放在公共汽车下边，如果汽车的行驶速度过快，炸弹会爆炸；行驶速度太慢，炸弹也会爆炸。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金融体系的不良债权、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亏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泛滥成灾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是绑在中国列车下的定时炸弹。但是，我们无法把车子停下来，拆掉炸弹再轻装出发，我们必须维持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才能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主持人：　《生死时速》，大家都喜欢的大片，可是总是绷着神经谁也不舒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还能像过去20年那样有惊无险、顺利过关吗？

何帆：我们希望如此，但是，也必须承认，第二代改革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难得多。

主持人：为什么？

何帆：　第一代改革是由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导人推动的。他们更需要的是勇气和胆识。他们可以依赖一个相信权威而且比较齐心协力的官僚体系。支持改革的官员大多是少壮派，血气方刚，敢于冒险，而且没有可以失去的既得利益。第二代改革的领导人是从科层制的梯子上逐级攀登上来的，没有老一代领导人那样具有超凡魅力，只能靠实干和团结赢得支持。到了第二代改革的时候，曾经站在改革前线的少壮派大多已经主政一方，他们会比年轻时候更加成熟，但是也缺少了锐气。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在边界稳定的社会中，利益集团逐渐滋生。利益集团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开始繁衍，慢慢侵蚀着经济的活力。